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4届年会

程恩富会长学术报告会

时 间：2014年5月10日晚上

地 点：beplay官网账号 新校区办公楼东配楼202报告厅

主持人：张宝峰 beplay官网账号 副校长

主持人：各位代表、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利用程老师参加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4届年会的机会，请程老师给我们做一场学术报告。程老师是第11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程教授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程教授主要从事中外马克思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400多篇文章，著作20余本。2002年2月，程恩富教授在江泽民总书记主持的理论座谈会上汇报改革思路；2004年5月，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会上授课。他提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新的活劳动价值论、公平效率交互同乡论，一府两系国资管理论，形成系统独特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政策体系，被中外权威报刊誉为是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之一和中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下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请程恩富教授为我们做学术报告。

程恩富：尊敬的张校长、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十八大关于经济问题，实际上提了两个主题：一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关键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是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要求，除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问题以外，十八大报告的总标题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问题，下面它有具体四个加快，当时我在经济研究上有一个笔谈的，就是从四个方面来谈的：第一是产权方面；第二是分配；第三是调节，经济调节制度；第四是开放。所以市场经济体制总的来说是由四个方面体制构成，就是产权体制、分配体制、调节体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开放体制这四个方面来构成。不仅十八大报告是这样，实际上最早关于市场经济的有些决定，实际上仔细分析，也是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的。从国内来说，可能是我最早从这四个方面分析的。所以到了十八大的时候，这个提法跟我以前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研究的提法是基本一致的。原来最早还有十八字的提法，那个实际上不完整，不是当初最早的表述。

这四个方面既是制度又是理论。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什么？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道路，要进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推动这个现代化。这两句话实际上一个是方向，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句话是说要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相辅相成的。

今年2月17号总书记在一个主要省部级领导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就是专门对这个总目标进行了五个方面的分析。4月4号人民日报有一篇评论员文章，里面部分透露了总书记2·17的讲话，其中就提到，治理现代化本身就是包括了一个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个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两方面也是互相促进的。另外，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就是制度体系，建立各种制度体系，比如我们现在说的五位一体建设，五个里面都是制度的。今年1月份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由我主编的一套书，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制度体系这个提法最早是前几年胡锦涛提出的，大概是大前年那一次七一讲话提的，当时他们约我写了一套书，所以我跟我们河南财经大学的杨承训等四名教授，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这套书。就经济制度的研究，我们社科院马研院有了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方面的研究，又请人民大学一位女教授牵头，写一个关于生态文明的著作。原本要写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因为中央没有概括，所以我也没有提这个，所以她后来不是按照制度体系来写的。但是前面四位一体，因为我过去概括过。比如经济制度，十八大报告有这个意思；政治制度，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有的，四大框架嘛，但是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中央文件没有明确说过，但有一些精神、有领导人的讲话，所以我是根据实践、根据有关文献自己做了概括。所以那一套书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应该是五本，现在出了四本。

总书记在2·17讲话里面，包括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都提出，制度体系的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价值观，那么就会去建设、去完善什么样的制度体系。这里面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央现在都有表述，最早关于和谐社会的文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这里面有四五个层次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爱国主义、时代精神、改革开放和改革创新，以及关于道德观、荣辱观的“八荣八耻”。前几年中宣部等中央部门一直在抓，能动性提炼几个词作为核心价值观，经过大概两年半左右的讨论，学者意见也不一样。当时光明日报发表了不少学者的文章，其中也有我写了一篇，也提了一个。但是大家提得还是不一样，最后中央十八大报告有三个层次，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层面，初步定了24个字。今年中央中办国办都发了文件，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

总书记去年8·19讲话也好，今年2·17讲话也好，包括在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态度非常鲜明地批评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这个和以前总书记基本上是正面说，而很少或者说几乎不去批评西方的价值观和西方政治制度等等，是有区别的。习近平总书记这个讲话的风格是这样的，就是他每讲一个问题，都会批评这里面有哪些错误观点，有哪些错误做法。这个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者早就期盼的，就是党的第一把手必须要带头批评，不能我们少数马克思学者在那儿批评，我们党的第一把手不批评，这样人家就说你左了，总书记没有批评，你们批评什么？包括像斗争这个词，我们现在已经不大听到了吧？但去年8·19里面就明确提到，就是正面宣传为主，与必要的舆论斗争。报道的时候舆论斗争四个字还没有报道出来，但是内部是作为一个标题的。大家知道斗争这个词，我们35年来已经不讲了，只有前几年钓鱼岛事情出来以后，多了一个叫军事斗争。这个是已经讲了将大概三年，别的斗争都没用。但去年8·19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总书记讲了，用了这个舆论斗争。所以，现在对网络舆论方面，实际上也有一些动作的，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我们要加强对总书记就是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大概有200多次讲话的理解和研究。

有人说经济学主要靠模型，实际上我的分析、经济学、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甚至于某些年份的发展的指标，实际上最主要就是看两个人：

一个是总书记；

一个是总理。

你把这两个人的讲话仔细研究，那么今年的大势，最近几年的大势你是可以准确预测，你靠模型预测是不行的。模型它实际上有很多变量，我前天从墨西哥开会，国际会议回来，有一个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计量经济学教授，搞了两万个变量的模型，当时推荐给古巴查韦斯用，查韦斯一看这么复杂，怎么用啊？查韦斯也没有用。他就是靠政策的，其实国家第一靠制度，第二靠政策，而不是靠模型。模型那是做做游戏，告诉你这个变量变了，那个会变的，就是一个方法论知道一下就行了。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判断整个形势或者趋势或者某些问题，主要是看领导人，所以我们文科包括经济学、经济问题，实际上要高度重视什么？领导人，两位领导人讲话。最主要就是这两位领导人，其中当然习近平更重要。还有就是主流报刊评论员文章，有些文章它是透露了有些内部的一些各种不同的意见。然后就是学者们各种观点的把握，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十八大以后三中全会以来，实际上始终存在争论，这个也是正常现象。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的，你说美国对吧，经济学家也是不断地争论的，一样的。一般大国这个学术比较多的、学者比较多的，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世界上经济学实际上就是三大流派，三大学派：

第一，各种新自由主义学派。有五六个学派构成，货币主义、产权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等。

第二，各种凯恩斯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内部也有不同侧重点和不同的，当今最重要的就是斯蒂格利茨，我认为各种凯恩斯主义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之一，它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进步性，因为它是改良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经济学。也可以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既批评又团结又斗争吧，跟过去毛泽东讲的一样，就相当于马克思讲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在实行把西方经济学分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当今世界我前七八年也是这样分的，我觉得对西方经济学不能一起说，他们有两大思潮，所以我就是说，这个当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体上相当于马克思讲的当代庸俗经济学，每个人每个学派还是要具体区分的。但总体上他们是落后的、保守的，所以新自由主义又叫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各种凯恩斯主义就相当于亚当斯密李嘉图这样的古典经济学的地位，现在有不少人也赞同我这个学法。

第三，各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今天下午还请我的一位博士生做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7、8个学派，日本大概有4、5个主要学派，中国正式提出学派就是我领衔的中国海派经济学，其他人还没有提出他们的，因为学派它要求高，它要求在方法论、在基本原理和重要政策组织上要与众不同，要与别人不同，就不是个别观点不同。我因为前20年就开始建立这个创新所以我提出十几个新的概念、新的理论。

世界上三大经济体系，其中各种折衷主义，还有交叉的，西方主流两大派，两大派我们怎么评呢？我刚才已经讲了。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我们有一个学会，就是在前九年成立的，再过一个多礼拜，我就去参加越南召开的第九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年会，这是一个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个学会。我担任会长，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担任副会长，我们每年开一次会，发表一个共识宣言，我在墨西哥飞机上也起草了一下，昨天来之前也发出去，征求别的人的意见。但我们还评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常给搞出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家，因为没人好给，你搞出来我就给你一个奖。所以我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说，一个长期执政的国家，为什么把诺贝尔奖，文科的奖授予一些资产阶级左翼也就算了，还授予一些资产阶级右翼学者？尤其是文学奖和和平奖、经济学奖，这三大奖政治性、价值观更严重，就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更严重。这也难怪，因为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展并不大，我也是中国研究另外一个学会的会长，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会长，主要是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实际上你仔细分析，他们为什么要高度数据化呢？就是由于他们阶级性，很多问题不能研究。比如说经济危机，每过几年要发生一次经济衰退，无法解决无法研究，过去理论也有，也想不出新的理论，怎么办？就搞模型吧，因为它不能不写博士论文，不能不写文章，这里资源已经没啥好了，那我就走一个偏路，那么就搞模型，做做游戏，那就行了嘛，至于实际经济那我也没办法，如果我是资产阶级教授我也只能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我也解决不掉，那怎么办呀？总是要写新的文章吧，不能不写文章吧，那就走偏路吧，所以他是受于他们资产阶级学术的局限性，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问题也很多，他们也可以研究，但是他们不能做非常深刻的研究，可以做一些表面研究，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为它是追求真理，没有这个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所以它研究思路是宽泛的，最新的西方一本书，现在正在轰动西方一本书，是美国40几岁年轻经济学家写了一本叫《21世纪资本论》，上个月一下子在西方发行了8万册书，这个月加印8万册。我们也在联系出版社进行翻译，它那个书实际上就是分析以美国为代表的贫富分化问题。它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说我最开始是自由主义者，在美国有些大学呆呆，也不在那儿呆了，他觉得要研究现实问题，一研究就成了一本名著，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连续发表5篇文章，给予肯定，认为这是最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著作。

这里面我就讲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总书记三中全会讲话以及十八大、2·17都是明确的，指导思想俨然是马列义和中国化理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不解决问题，我给你讲，只有马克思主义它才能深刻认识问题和解决世界上一切重大问题。小问题不管，你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观点，说马克思主义不能认识的问题，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还没想出来。如果谁想出来，那我随口就可以告诉你。那肯定是受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这个引导。可能因为过去都讲大道理，可能没有联系这个，没有联系那个，但你比如说你为什么失业？为什么找工作难？你以为西方经济学30种观点能解释？那不能解释的。为什么找对象现在是这个样子，那也直接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婚姻观，有没有关啊？这个都可以解释的，所以都是密切有关的。

前面是讲改革思想，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的争论，

第一，产权，就是所有制，这个产权制度怎么样？三中全会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五大报告以来用的是经济制度，其他制度也是制度，但是相对来说它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叫基本经济制度？因为判断姓私姓公的标准就是所有制，南方谈话以来宣传实际上有片面性的，邓小平讲的，不要纠缠于姓氏，主要是指多搞一点市场还是多搞一点计划，是这个问题。多搞一点计划多搞一点市场，并不是一个姓氏判断标准，所以南方讲话宣传上有误解，实际上邓小平自问自答过，他接着在那一段话后面马上问特区姓什么？他说我看特区姓社不姓资，为什么？你们猜猜看，为什么邓小平说当时的特区姓社不姓资？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特区里面公有制占3/4，中央党校一位原副校长李君如说，我建议把这句话给删掉，结果最后也没有敢删，他为什么要删掉？就假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句话加上去，性质就清楚了，所以他们主张要删掉。

所以邓小平南方讲话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一样，判断姓社姓资就是谁占主体，公有制占3/4，姓社。那一国都是混合经济，哪一个国家是纯粹私有制？纯粹是合作经济、集体经济？连以色列都是合作经济，但是它也有一点现代，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份越来越多，所以当代都是混合经济，萨缪尔森提出混合经济，就是公有制、私有制，宽泛一点讲，也可以是再增加一个调节方面也是一个混合，但是最常讲的混合是所有制方面的结构。混合所有制这个实际上也不是三中全会首次提的，前几年中央文件已经提到，发展混合所有制。不过这一次三中全会提得比较多一些，提得比较明确一些。混合所有制三中全会文件讲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包括合作经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都可以混合的。所以混合经济在实践中不应当被理解为就是公有经济卖掉，实现混合。国有经济、公有经济参股非公经济这也是混合经济，现在理解上就有片面性。所以2·17讲话总书记明确指出，不要对三中全会文件做片面理解，在这里他就说，不要只说只讲混合经济，而不讲国有企业要改制发展。他批评有的人认为，国有经济就不需要了，这个已经是多次批评了，今年3月份开“两会”我是安徽代表团的人大代表，他到我们安徽团来讲话，又在此提出说要吸取过去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你想过去的领导包括主流媒体几乎没有人谈教训的，谈教训的，都是什么？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总书记谈了教训，教训是什么？就是过去我们在国企改革中一大批国有资产到了个人手上成为暴发户，他说现在有人搞混合所有制，认为机会又来了，他说混合所有制是理论上占得住的，关键政策要细化。在上海团讲话也是这样的，回答一个企业家提问，说搞混合所有制是不是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不要了？他明确指出不对，搞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要在改革中加强，而不是弱化。像类似的话他在中纪委的会上也讲过。

所以总书记几次纠正对三中全会文件的错误理解，但是非常遗憾，包括上海、包括重庆现在已经出台的关于国资改革方案，基本上一边倒，就是把国有企业大量的国有资产出售给私人，这个我们认为是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国家国资委的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在上海开会也是明确表示的，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权在自己的范围内做事，对不对？所以我们社科院还是要反应的，我们通过社科院还是要报中央，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就是什么时候报到总书记能知道了，那可能就会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了。

所以这里面就是关于这些争论问题，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我另外一套书，叫《中外热点之争》，从书的名称叫《中外热点之争》，网上也有卖的，我主编的丛书，其中就有国退民进之争，外资控制之争，收入分配之争，占领华尔街之争。一共七本，还有三本当时出版社没敢出，当然我会找另外出版社再出的，就是中国外交之争，还有社会思潮之争。已经出版的还有中国模式之争，中国模式之争，温家宝是不承认的，但是邓小平讲过三四次，所以我觉得温家宝退下来以后要好好学习邓小平理论，邓小平都讲过三四次，温家宝他公开讲我们从来没有中国模式。你看这一次总书记就讲了，我们就是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模式，西方的政治体制模式，存在严重弊端。所以有这样一些书大家可以看。那个我的是什么？为什么我要花时间主编这个书？就是为大家寻找资料比较方便，我把左中右ABC观点都写上，A方是我观点，还有自由派，还有折衷主义观点，而且节录了他们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你就进入前沿，你就多了判断。

所以国退民进之争，我们知道前三十年争论过，实际上哪有什么国进民退？也就是前几年为了应对危机，个别少量私营经济经营不善，被国有经济参股了，或者控股了，那是极少数，那是救他们，对吧？为了应对危机，总体上还是国退民进。国家统计局当时也出来说话了，总体上还是国有企业逐步萎缩，总量绝对量大家都在增长，绝对量都在增长，但是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公有制所占的比重是逐步在下降的，是这样的。但是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的，一个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第二是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然后又提出要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就是提高国有经济的“三力”，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消灭国有企业，什么党中央提出国退民进，没有的。国退民进也就是公退私进，那个民就是私，大家很清楚的。

前四五年当时有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关于国企的座谈会，当时张维迎坐在我对面，当时我就是点名批评他的，我说我收到相关网站发给我的信息，说中国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用中文写说中国改革的方向是民营化，就是骗中央领导，就是说我们搞民营化，不搞私有化。但你这个民营化实际上也是说的民营化，不要以为撒切尔讲私有化，叶利钦在共产党没有下台之前，有人说他要搞市场经济和公有化，是他掌权之后才下令立法搞私有化的，所以什么非国有化、私有化民营化就是一个概念。有人说私有化不搞，我们要搞民营化，傻瓜一个。不是有意傻，就是装糊涂了。

前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层论坛上请总理讲话，另外请张维迎讲话，他觉得时间到了，在十八大之前那个会议上公开讲中国改革方向就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私有化，而且国务院中心的杂志还刊登了他这三化，因为这个杂志他寄给我的，我一看国务院中心胆子很大，不仅请他讲，还刊登。所以我在人大两次批评国务院中心，而且希望国务院能够发扬民主。你这个都未经国内讨论，你就跟世界银行署名，联属认为到2030年之前要把国有企业压缩到10%，美国是9%，欧洲都比美国高。所以我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发扬民主，我说党中央民主做得比中央政府要好，为委员长起草讲话报告那个起草小组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比为总理起草政府报告的那个小组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要高。举个例子，我出席了四次人大，总理的报告从来不提基本经济制度，也不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说总书记提了两三次了。所以大前年我就不点名公开批评，结果前年他们没改，去年加上去了。加上去我又批评，我说去年提的意见，去年没有接受，今年接受了，写进去了，但是我说你写进去。基本经济制度应该两个毫不动摇的，毫不动摇发展公有制，毫不动摇消灭私有制，结果你阐述的时候就说毫不动摇把公有制再卖掉一些，再毫不动摇坚持私有制，你哪是两个毫不动摇，实际上就是一个毫不动摇。你那个坚持发展方式是有了，内容比十八大还弱，十八大还说创新发展模式，你看政府报告提到创新开放模式吗？根本都没有。关于开放问题我等会儿再讲。

今年人大我提的意见，总算有两个意见他们是反映上去了，当场就反映上去了，第二个意见我就点名批评，见了工程院绥远省院士，因为他在去年2月26号《科技日报》发表长篇文章，统计数据证明就是中央政府有法不依，生物能源法不做不执行，大力发展煤炭石化，导致北京华北地区雾霾严重，而且排斥不同意见。而且他还举了例子，温家宝总理成立的能源委员会行长有几个，但是农业部一个人没有，那你执行不执行，你的生物能源法呢？所以去年年底我又看到新一届政府又成立能源委员会，结果农业部还是一个也没有。所以我就把今年这位院士话讲出来，我说新一届政府是不是还继续不准备实行能源法，为什么农业部人没有？后来他们隔了一天，表示总理问好，表示接受这个意见。另外一个是非经济方面。前年我讲过，今年又讲，他们又反映上去，关键是听会的人，他听会的人是有责任心的人就反映，没有责任心他听过就算了，因为他没有规定听到的问题要上报。我说光办孔子学院不够，办这个是对的，是必要的，但是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西方在中国已经有1千多个基金会，大师活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基于政治的活动，在学术界活动也是把中国的一些右翼学者联合起来。我说我们中国政府应该支持大学、社科院在西方重要国家也要大办基金会，围绕中国的核心利益、江海问题和外国商界、政界、议员进行合作研究，这个意见他们后来今年迅速给反映上去，所以外交部很快就来了一个文，教育部也很快来了一个文，又打电话来表示重视这个意见。我们社科院一听说赶快把教育部给你的回复拿来，我们立即打报告，这件事不要教育部抢去，我们社科院要干。

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因为还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是公开的，有些实际上还是有不同意见的。这个表面上是学者在争论，实际上都是有政界不同的人支持的，他们自己不一定公开这么说，但是他们可以请张维迎去说，他们自己不说。

现在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难道我们私有制为主体不行吗？那你实际上看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就行了。

第一，私有制为主体它的总体经济发展绩效，肯定比公有制为主体要差。所以公有制能够带来高绩效，实际上过去的苏联和中国，即使在改革前，它的整体效率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他颠倒黑白，没有看到问题，现在这个有大量数据证明的。所以总书记为什么说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这个是这样的。我最近还在请人写大跃进，对大跃进进行评论。大跃进实际上成绩还是主要的，我们第一辆汽车、第一个手表、第一个中国工业史上的东西都发生在大跃进，大跃进的问题在于比例失调，过分强调炼钢等等，它只是三分错误，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都要具体分析的。所以，连美国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麦斯纳教授，过去他写得邓小平的这个书，里面都是说，中国正在改革，他们要贬低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成就，那是可以理解的。你看这话都让外国人讲去了，他说我们外国人没有必要贬低，我们要实事求是研究，实事求是跑到美国去了。所以现在总书记呢，去年1月5号的讲话，直接就是讲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6月20号讲话又在此明确，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这不光是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四位一体建设，政治建设也是这样，也是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不等于肯定文化大革命。不肯定比如说反右严重扩大化也好或者是说没有必要也好，即使包括这些运动，那成绩也是主要的。包括文化建设方面也是这样的。这个有严重的失误，但是成绩也是主要的。你去看看印度，前年11月份我到印度去，不去我也知道，我写文章也引用过，一去嘛，那就是更加证实了我的观点，印度比中国大概落后20年，它共产党成立跟中国也就差一年，我们21年，他是20年还是什么，跟日本共产党，我们三个国家就差一年嘛，当时共产国际派人来联系成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由于毛泽东领导胜利了，日本共产党、印度共产党由于没有毛泽东式的人物，所以它成立不了，所以邓小平讲的一句话是对的，没有毛泽东我们还在黑暗中摸索，我这个是深入研究过的，中国没有毛泽东，单凭周总理、刘少奇我看这些人都不具备什么？至少他首先军事上就不具备以少胜多这个本领，对不对？他不具备，包括彭德怀也只能在毛泽东领导下发挥作用，你要让彭德怀当军事第一把手，你只要败几次就不行了，毛泽东是军事家、政治家好多家，他没有军事家你这个打不胜的。所以我到印度，印度共产党搞了那么多年才2千人，后来才不过5千人，我给他们经济学一位女教授说，毛泽东在你们印度，能不能夺取政权不一定，这个有难度，但是最起码20万党员，这个肯定有问题，不可能2千人，所以我今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没敢在英文杂志上发，因为我怕发了我在国际上会被右派盯住，会对我活动不利，所以我在中国杂志上发表。因为我最近跟各国共产党打交道，准备翻译成英文。实际上日本共产党副主席、印度共产党、俄罗斯共产党、英国共产党，我都向他们推销我的观点，其中我有几个建议，他们没有做，所以他们现在做不大，经济危机来了，他们人数包括年轻人只适当增加了很少一部分，日本共产党大概也就增加了一两万人，他本来就30万人。印度估计也就增加1万人最多了。日本共产党也增加了一些，增加了很少，主要他们这个活动还没有毛泽东聪明，所以很多措施没有采取。

所以公有制它是高绩效，我的经济学假设之一基本原理之一就是公有制高绩效，西方经济学认为私有制高绩效，中国人民大学老教授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吴易风老教授，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他翻译的美国两位教授写的书，这个书里面比较了四个指标，就是稳定、增长、效率、公平四大指标，他说三个指标社会主义国家高，就业稳定、外汇稳定都是社会主义，增长总体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公平更不用谈了，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公平。基尼系数就是2.1、2.7，基本上在这个上面。只有一个效率，它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高，其实他讲的是微观效率，而我写文章是用得什么？用效率，效率怎么理解？你是一个企业来看，如果从整体来看社会总效应，或者是社会总绩效，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高。当然那本书它作为资本阶级教授，他认为微观效力是私有制高。微观效力当然是私有制，微观效力私有制可能比公有制高，为什么？它偷税漏税，坑蒙拐骗，制假贩假，延长劳动时间，恶化劳动条件，那么它当然就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科研办的研究经常登这样的文章，它是片面的实证分析，那你一旦比较，同样的资本有机构成，谁就业多？那国有企业就业多。对不对？你看经济危机，国家不是号召大型国有企业必须吸收大学生20万？那么他吸收的人多了，人多了成本高，成本高了相对利润就减少，但是它为了完成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你要比较效率，你要把这部分人扣掉，对不对？你要说假冒伪劣产品，这个是国家质监局都统计了，后来为了发展私有制都不统计了，十几年都公布了，后来不敢公布。把公企改成私企，很多经济学家说私有化，现在买东西都到国有单位买。国有单位一造假，总经理就下台了，私有单位一造假，没有问题，即使关掉，他已经赚5千万，你罚50万，他也很高兴，我们现在的制度就是这样。所以我在人大也讲了，你批评私有制造假，私有家是要造假的，大部分私有制不造假也不叫私有制。你看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从来不批评资本家的，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他要延长劳动、坑蒙拐骗，这是正常的，马克思不批评他个人的，批评的是私有制。不批评资本家，资本家这样做是正常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是批评资本家，你良心不好，你要多学习，认为私有制是好的，资本家是不好的。这实际上是唯物主义吗？这不是。这是改良主义，所以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现在搞的食品安全吃什么都不敢吃，所以我在人大说，下次我特别要强调，你本届政府就要解决吃的问题，你不解决，那么就换人，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吃什么都不可靠，那怎么行？让我们自己提高社会能力，消费者这么忙，吃这个也要算，吃那个也要看，学习成本很高，你也没法掌握。你看现在又是有机食品，也是造假，如果出现这一批，他就罚这一批的5倍，人家都干了十年，对不对？所以从温州造假我上课都说了，像政府这样管，温州的假冒伪劣产品肯定是越管越多，我当时主张和现在主张都是，因为你不可能天天去查的，他给你的样品好的，最后他生产都是有问题的，添加剂什么加了很多，你去抓？抓到一次应该从他生产这个产品第一天起，卖出去多少？你这个才以它两倍三倍就可以了，不乘5倍就够意思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抓住他十年才抓住他一次，罚他5倍，他挺高兴得，对吧？所以你看后来果然是不幸被我言中了，大家当时都到温州学习取经，取经回来以后都造假了，包括行贿受贿都是的，我当时就说了，温州那里的领导是不能被提拔的，深圳的领导也不能提拔，我当时上课就是这么上的。那什么没有抓好，我们的政策是抓不好可以提升。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能怪什么广大干部什么什么，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上层的政策没有问题啊？你上层政策有问题，所以下层才出现问题。凡是下层中层包括省市领导，如果他是个干的工作老是有问题，大面积不能解决，肯定是你上层的理论和政策偏离了，你偏一点，下面就偏很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你光批评下面没有用。就像现在抓青少年，你连中年都没有抓好，为什么抓青少年？为什么青少年是这样？你抓什么青少年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授都在讲自由观，还抓学生吗？所以是这样的问题，这是抓得主要矛盾，抓到哪儿去了，抓成次要矛盾了，抓结果了，不是抓根源了，对不对？

私有制带来的不公平很明显，你看西方前几年持续了将近三年的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波及到80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我也在英国等国家讲学访问开会，什么大教堂前面议会前面我都去看过，就是账篷一个，我也掀了一下，有时候里面放了一条狗了，人也很少，都是现代流行法，而不是天天坐哪里，吃什么？放个东西，然后有时候来看一看，我也看到几个大学生，长得很漂亮，男男女女都有，在哪里贴标语我们还拍了几张照，占领华尔街怎么做？美国工会就告诉我，资产阶级暴力，大家看到电视里面闪过几秒镜头，武力清场，你要不走就把你抓起来，所以他容忍两年半左右，就采取暴力行动、正当行动。

占领华尔街运动有很多口号，当时我们社科院马云院长年轻的研究员翻译了100个口号，报给中央，李长春同志还有批示，99比1，就是在分配方面严重不公，这是一个著名的口号。分配方面严重不公是什么导致的呢？现实和马克思经济学常识都告诉我们，分配是由产权决定的，私有化必然导致贫富分化，但是你看我们现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写得贫富分化的问题，写得中国的外国的贫富分化都不写说有资本，这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写得文章，就像非马克思主义也研究西方经济危机，但是他研究的时候是不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没有归结到基本矛盾，归结到私有制的。他只谈操作失误，对吧？或者某些政策失误。所以这个是深刻性的问题。能不能彻底解决，彻底认识问题很关键。

所以，公有制如果操作得法，如果你满足它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满足它的假设条件，那么公有制是能够生比私有制更高的效应和更加公平。所以过去人家都是说，说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或者是说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天然结合的，在90年代初我就提出，那时候虽然我没有写文章论证，实际上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能够比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更能结合市场经济，它是也能结合计划经济，也能结合市场经济的，是这样的。所以我的博士——在座解放军的学者曹伟，我就建议他写了一个，叫公有制高绩效论，就是论证我这个理论基本原理或者叫理论假设。

所以刚才讲了美国这位教科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四个方面比较以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所谓私有制市场经济能够产生高效率，需要27个假定，后来我就学他了，我的文章里面公有制高绩效我也做了四五个假定，我说你只要满足4、5个假定，不需要满足20几个，公有制它天然就效率高嘛，所以它这个假定可以少了点，不需要二十几个。所以现在有些认为现在国有企业好象出现的问题是说公有制、国有制带来的，不对的，是国有制你的管理不善带来的，你比如说你贪污腐败，十几年前90年代中期我们的留学生当时就去采访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管理学家比西方经济学家客观，当时中国学生就问他，国有企业会不会导致腐败？他说腐败跟国有企业无关，和公共权利的滥用有关。就是你公共权利没有掌控好，所以你就产生腐败了。所以中国现在有一些舆论认为是所有制带来的，不是的，是你这个所有制的管理不当带来的。像毛泽东时代国有制有没有腐败？你说是必然带来的，为什么它没有腐败？为什么新加坡国有企业没有腐败？对不对？最早它也有腐败了，后来改了以后就没有腐败，它国有制仍然是国有制，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的。

所以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和第一个问题有关，刚才已经涉及到，关键词就是分配。分配我们知道在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的时候，我们社科院当时的常务副院长现在的院长王伟光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起草小组里面就提出，十八大要突出写一下共同富裕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以后一直到他去世前， 6次提到分配，数次提出到在本世纪末，要突出地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共同富裕问题，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上一世纪末，这已经世纪初了，但是起草十八大报告的时候，中央党校的原常务副校长理论家郑必坚当场就反对，中心意思就说时间未到，邓小平认为时间早到了，他认为时间没有到。但是十八大最终还是写了，就是中国特色有一项要求就是共同富裕，三中全会也是写的，十八大报告我们建议也是写的。

现在贫富分化的原因是什么？现象已经很明显，现在也引起各国共产党的高度警觉，甚至有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不承认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因为你私有化程度很高，你现在这个富豪总量是世界第二，美国第一，中国第二。富豪增加的速度世界第一，有关材料我们看到，有的国家认为你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有的为了跟我们中共搞好关系没敢说，我问过的，我说你们实际认为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样？他们说是啊是啊，对啊，这个不敢说，因为我们现在态度很强硬，谁敢说，那就是极左，就不跟你来往，你说我们搞资本主义极左，你说我们搞社会主义，好，我们现在是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这个问题要引起高见远识，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导致这个的原因是什么？根据基本现实，实际上非公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是首因，你去看超级富豪全是私有制，有几个是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的厂长、总经理、董事长？没有的，但是吴敬琏他们歪曲事实，说国有企业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对象，怎么可能呢？对吧？国资委的负责人明确告诉我，央企的第一把手平均年薪65万，这还是央企，到了省市还没有65万，但我认为65万也是高了一些的。他拿65万，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对吧？那中国富豪榜上有他吗？有的说国有企业平均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那当然了，这是公有制的优越性啊，对不对？你长三角为什么民工荒，民工荒的本身是那里的工资收入、社保、劳动环境、劳动时间长期没有变化，而有的人说是中国劳动力总量将供不应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研究的，我们劳动力总量等于欧盟的总和，你还劳动力供不应求？对不对？本质上是那里的收入没有长期增长，对不对？

原来我以为前几年国务院抓民工拖欠工资问题解决了，但是安徽的这个总工会负责人明确告诉我，没有解决，哪解决了？所以最近不是东莞的这个几万工人罢工，大家看到微信上面都有登了，这个就是由于社保、劳动合同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说这个政府要问责的，人家一开始就闹，小闹的时候为什么政府不出面解决？所以你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民工认识到你是人民政府，你必须事先和事后、事中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这个就涉及到什么？一个基本理论，当时学习三个代表，对吧？三个代表怎么解释啊？你可以说是社民党的解释，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时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代不代表私营业主根本利益，我写明确文章是不代表私营业主根本利益，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去协调劳资关系，这叫人民政府，资产阶级政府是站在资方立场协调劳资关系，大家都协调，立场不同。立场不同协调的方式不同，我们应当事先协调，他们是事后做协调。这一系列问题都不一样。所以，认识到贫富分化的首因很重要，这一点现在没有达成共识。

接着就是解决的办法不一样，我们社科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界第一人刘国光教授，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新华，我们都写过文章，去年我在北京大学也召开了智库论坛，讨论财富收入分配，主因是所有制，所以应当从产权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着手，这是我们的重头戏。再分配它的影响力比较小，也要做工作，但是这一方面是第二位的，由产权决定的初次分配是第一位的，像一个饭店雇佣300个人，我老板分配什么？就是你拿工资我拿利润，我除了拿总经理的工资我还可以拿利润，对不对？那你初次分配拉大以后，再分配无非多缴一点税嘛，多点税能根本解决贫富分化吗？不可能的。是西班牙还是哪个国家去年闹了一下，民众闹了一下，这个上街游行，大牌子，我们报纸上也登了，大牌子挂在身上，就是12：1，就要求一个私营总经理收入不得超过12倍，要20万公民签名议会才讨论，结果他们签了20万人，结果被议会否决了，因为议会基本上都是大资本家控制，或者本人就是大资本家，或者家人是资本家，我认为这个应该是10倍差不多，他们提出12倍也差不多。但是你知道美国现在多少倍？美国一般职工工资实际收入没有增长，而CEO的收入增长了300几十倍，因为苏联垮台了，世界右翼化，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工会处于严厉打击，包括撒切尔夫人严厉打击，所以工人阶级它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资本家就是特别是华尔街资本家是肆无忌惮，他们就是拿1千多万、2千多万年薪，而且还不负责任。

税收是下一步我要重点研究的，我准备明年，现在已经开始部署我的一些学生、访问学者来研究税收问题。这个税收上面很重要。最近新凯恩斯主义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上个月在清华大学开会，他明确指出：第一句话说，中国市场太多，政府的作用太少；第二句话说，中国贫富差距太大；第三句话说，中国至今对资本收益不征税。这个在全世界都没有的，这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就是一个私营经济它赚了利润，这个利润他要用于个人消费，还是企业的公款消费，没有界限。我问过一个朋友，是私营经济，他明确讲的，政府没有规定。我当时问过一些，字画为什么会贵？几十万几百万，他拿这个钱就买字画，然后往我办公室放，放放该没了，财产就留下来了。知道吧？它是这样的。

那么人家说比尔盖茨、索罗斯这个不是搞慈善事业，好象他们搞得很好，到中国呼吁慈善事业吗？十年前我看得一本书叫《美国的大企业》，我就发现慈善基金会有问题，这一直作为我的课题要找人研究。直到去年我才找到我的博士后，他外文不错，我说你来写，他去找了资料。实际上西方的基金会就是第二企业，变相的企业，全世界都不知道。发表在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面，英文杂志也发表了。他这个基金会只要拿出5%的经费搞慈善，95%可以干别的事儿的，这是避税得很好形式。对吧？是不缴遗产税的最好形式，所以美国一个议员跟华尔街的资本家说，你们花钱把我们选成议员，我们制定更多的法律让你们赚更多的钱，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这个议员是讲了真话了，说我们继续这么干。所以他这个慈善事业你不要上当，你以为他都是搞慈善的？我们想当然至少主要是搞慈善，不要，你只要拿出5%，其他都可以搞别的，儿子都可以继承，这个不算遗产，这个算基金会，算做公共事业。这个里面迷团很多。

所以索罗斯说我缴的税只有10%，而我办公室小白领要缴20%以上的税。我到比利时研究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们刊登的文章，欧洲大企业缴的税，西方大企业缴的税。我在英国出席英国共产党举行的论坛上面，主持会议的就是英国的财务学、会计学教授，发言的又是一个财务学的教授，那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英国共产党员。但是至少他是左翼，他们都在说财务方面这个制度严重有问题。我们的财务、会计学重点学科，他们也不研究这些问题，不为社会进步来研究问题。

第一，所以中国现在基尼系数是要达到0.47、0.48等等。

第二个收入指标是家庭五等分，最穷20%和最富20%家庭收入比较倍数，大约是美国15、16倍，我们是17、18倍，略高一点。

所以美国大使馆的人来采访我的时候，我给他们说了，我说你们因为选了两个有一定缺陷的指标来衡量，所以它完全可以说，你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搞了半天，比我们美国两极分化还严重。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收入的分配，它是第二个指标，第一指标是财富占有，财富分配，才是第一指标，但是我查过，三本四本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120万字、100万字没有这个指标，从来不谈财富问题，就是中间派，萨缪尔森当时因为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稍微讲了一点为什么有穷人，稍微讲了一点真理。他讲的真理是什么？他说美国的穷富主要是家庭财产的不同，根本不是能力的不同。所以现在美国的一些人继续讲，不仅是99：1，而且认为是99.9：0.1之间的矛盾。这一篇文章我们也翻译过来了，但是他们的教科书都不谈。我们都查过的，美国官方曾经公布过，家庭净资产是包括了有价证券和不动产和现金，其中美国最富1%收入要占全美家庭净资产就美国财富的1/3，较富9%家庭又占1/3，所以比较富的家庭要占财富的78%，这是表明一个社会分化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中国有没有公布呢？实际上前年西南财经大学也搞过一个指标，说中国金融资产差距，不过它那个数字发表以后，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大概估算得太高了一点，但是中国的金融资产等家庭资产包括不动产等等有价证券等等这个分化速度也很快。

所以，在分配方面就是说，要不要适当控制以及怎么控制？这个有不同的思路，现在并没有明确。所以发改委去年搞了很多年，搞了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他还是谈收入分配，还不是谈财富分配，后来我主编我们这个规律会的会刊《管理学刊》就发表了发改委的一篇批评文章，说他们针对收入分配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式，他还没有发表，按照他们的思路不可能提出什么解决办法。厉以宁教授提出要重点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征收解决问题，我一看怎么跟我们的观点一样？再看他讲的初次分配不是和产权相联系初次分配，是别的问题，次要问题，初次分配里面最重要的是和所有制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你要重点发展公有制的，非公经济是要发展，但不是漫无边界，我十年前这么说，五年前也这么说，今天还这么说，目前还没有看到政府试图解决贫富分化的有效问题。

我们社科院经济所的所长亲口告诉我，他参加过温家宝主持的国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前几年有人开会的时候就是说十七大就提出要缩小贫富差距，是不是国务院要采取一些措施？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如何解决，我现在还没有想出办法，这是温家宝总理说的，就阻止别人继续讨论。我是开玩笑，我说到底是没想出办法还是不愿意想办法？学术界已经发表那么多文章，提出那么多主意、那么多途径，所以就是有不同的思路了，他过去召开的省委学者会，都是倾向于他那种观点的，当时得出结论，两极分化不是主要问题，还可以继续分化，当时南京大学教授，他说他参加了这个会，说这个不是主要问题，所以最近十年你看又继续分化。这个因为有一派学者和官员不主张来解决。

反正目前我看也没有解决的什么有利措施，所以我预计还是会继续分化，而且如果国有企业继续地卖的话，那我跟上海国资委的秘书长、复旦校友也说过，我说你怎么搞混合经济？他说上市，我说上市以后呢？他说把国有资产卖给私人。我说你卖给私人这个企业原来控股80%，每年利润2亿，你现在卖掉一半，就等于把1亿人民财产送给了私人，将来你公务员加工资，教育费用，什么社保问题，就越来越多了，因为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上，国家要做一些事尤其改善民生，那力量就有限了，我说这是真实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调节。我上午在会上重点讲了，我也发表了两篇文章，大家有兴趣可以仔细看。总书记历次讲话、十八大报告三中全会文件、三中全会解释性文件，包括2·17讲话，也多次纠正的。说不能只讲市场决定作用，不讲政府的作用，而吴敬琏、张维迎自由派经济学家就是只讲市场的作用，从来不提政府作用的。你去看所有的报道，吴敬琏从来不讲的，我们要贯彻十八大精神，继续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都是这样，后面一句话没了，接着就反对国家干预太多，后面有话，是那个话。所以我的文章核心就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是有以下五点区别。

第一个区别，就在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是主张唯市场化，市场原教旨主义，否定必要的是宏观国家调节和干预。中国特色理论应在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有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就宏观微观国家都有，重点是宏观。但是食品安全、个别产品价格要不要管？比如说最最低工资要不要制定？等等这些都是国家微观内容。

第二，新自由主义主张一切资源长期短期配置，全部由市场决定，而中国特色理论的市场决定论，那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限于一般的物质资源，很多它是短期配置由市场决定，长期是由国家政府调节来决定。有一部分服务资源也是由国家来决定，比如说地下资源，地下矿藏、石油等等，五大交通工具全部是由国家决定，然后市场化操作，市场化操作不等于就是，它要搞地铁的时候，外资什么也可以参与一点，也可以参与的，那个叫市场化操作，但是要不要搞地铁，搞几条地铁，石油开采量怎么样，那不完全是由企业说了算的，国家党委要说了算，过去稀土上就是市场说了算，结果是大大吃亏了。

第三个区别，新自由主义主张在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也是由市场说了算。这些服务资源由市场说了算。而我们的是主张什么？这些地方都要引进市场机制，但不是完全由市场说了算，政府在里面很大程度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你办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当然都是政府办政府决定，当然你也允许办私立学校、私立医院，这个毕竟是少量的。教育我们也提产业化等等，在文化领域那更是这样了。文化领域是具有产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要讲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主要的，这个总书记都是明确讲过的。

第四个区别，就是他们主张市场决定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相联系，而我们是主张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相联系。所以我们关于混合经济就是一句话，把中央文件三中全会文件综合起来就一句话，重点发展主要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非公经济控股所有制也可以发展，那是第二位的。

第四个区别，就是他们主张在财富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完全由市场决定，再分配的力度越小越好。我们强调财富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市场作用大一些，再分配中国家的作用大一些。

所以有刚才讲的五点区别，这样对三中全会文件做出了一个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解释，这有利于我们政策的制定，有利于民生的改善。

第四个争论问题，就是开放。

开放有没有对立面？有没有对立统一面？我早就写文章认为，开放的对立统一面应该是自力更生，邓小平讲过的，他赞成毛泽东过去讲自力更生为主，外延为辅，我们引进外资外国技术包括外国人才，这个都是为辅的，主要是依靠本国的力量，所以它的对面是自力更生，是自主发展。这个是自主创新，是这些方面。所以，我实际上当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我很快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因为对外问题我一向有自己的看法，也开过好几次全国性的会议，后来也经过国家发改委负责人看了全文，过了半年以后总书记也开始讲，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但这个上面有不同意见，没有得到很好执行。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我是主张要适当控制在几个“外”方面。

首先是外贸，外贸依存度不是越高越好。

第二外部技术，简称外技，外国技术依赖度我们是达到了50%的，而且依赖的外国技术就是高新技术比较多，自己能搞的技术呢，除了航天事业什么，这个高铁等等的，很多技术都是靠国外的。当然现在创新型国家计划，科技部的文件是规定我们大概这样降到30%左右，25%到30%左右。但是日本美国他们的对外依赖度技术依赖度只有5%，所以95都是他本国创造。

所以对于外资、外贸、外技，有的人说中资大量用不掉，我们还要不断投出去，为什么还要大规模引进外资？说是为了学习管理。有一次中央领导开会，有一个人又跟我争论，国资委的副主任又跟我争论，当时不是争论嘛，我是最早提出这个中美谈判成功时就提出三控民族企业集团，控股、控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控品牌，尤其是世界名牌，三控型民族集团，民主跨国公司，当时中央领导说现在中国三控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现在有争论，有人主张不要控。对吧？最早不是就厉以宁教授在97年提出的问题，我是回答他的问题。他说现在都是企业开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怎么建立民族企业、民族经济？97年上半年嘛，后来我觉得对啊，这个问题很重视，当时什么好象是一汽老总也是这样提的，哪有什么民族经济，都全球化还有什么民族企业、民族经济？都是合作，互相合作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清楚，我回到家里经过半小时考虑，我就提出了三控型企业集团企业。三个角度去划分，是民族企业还是非民族企业。对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是被他控股了，你就是跨国公司在华的子公司，对不对？但是我后来想也不光是控股，因为当时上海大众就是各占一半股份，但是技术品牌是德国大众。所以你是一个螺丝都不能动的。对不对？所以我就针对这个现象在理论上抽象说还得控股控品牌控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后来谈到技术标准，我又加了一个括号，技术标准。

当时当领导问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观点，我说最近不是正好争论嘛，东航经营不善，他要把一部分股份卖给新加坡的国航，但是中国国航以高于新加坡国航的价格要收购东航，东航说不卖给你，国资委说对，你不要卖给国航，国资委的副主任当场就跟我争。我就举了这个例子，后来他说程教授这个例子是这样的，卖给国航有什么意思？都是国有企业，都是这个口袋那个口袋，谁说这个口袋那个口袋，你还计划经济，其实这两个口袋不一样了。他说那有什么意思啊？如果你不卖给外国企业，你就学不到管理。我说那你就以中国所有的大学的管理学院是白办的？管理还学不会啊？哈佛那些案例一看就懂你还学不会，整天出国，学到现在你还不懂管理，还一定要让人家控股，你才学得会？对不对？那你是以中国人永远学不会管理为前提，外国技术，以技术换市场，成功了吗？所有的实证分析是失败了。技术没有换来，先进技术没有换来，对吧？市场倒丢失了一大片，对不对？30年代日本鬼子进入中国的，日本经济学就提出一个国家叫发展殖民地科技，我看过东北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写的文章。这位日本教授就是讲殖民地科技也要发展，如果他不发展，他没有购买力。所以日本要发展一些技术的什么？实际上都是为了他本国的利益的，叫殖民地科技，这个提法就是始终要保持十年到十五年的技术差距。所以十几年前我写文章，我们千万不能走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对不对？当时一位天津大学教授告诉我，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某一件医疗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说什么先进水平？就到美国买一台机器学了半年回来了，这就叫先进技术。人家卖给你的时候人家正在实验另外一个先进技术，你过了几年又要去买了，所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开放式的爬行主义对不对？十几年前我就开过这样的会议，写过这样的文章，行吗？原来韩国比我们落后多了，最后人家技术比我们还先进。有一篇文章，说中国和日本、韩国的技术差距，最近二三十年不是在缩小是在拉达，有一篇实证分析的文章。

但是有的部门，国务院有的研究部门主要人员写文章，说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机构总部都搬到中国来了，林毅夫教授一向主张比较优势，林毅夫有一个观点还是可以的，他是资本主义的，他是三民主义的学家，他跟郎咸平都是三民主义，因为他们大学都是在台湾读，当时有一个思想就是国父思想，就是三民主义，思想本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他主张大企业应当国有，中小企业可以私有，主张大企业也要国有，这是大资产阶级理论。2002年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时候，我说我研究过一个问题，都要发展混合经济，但是邓小平主张混合经济中公有制要占主体，而三民主义只说大企业应当国有，没说公有制必须占主体，所以它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现在他不行了，现在国民党参加什么，最近我刚刚查过，国民党参加不是社会党，他参加世界上仅有政党，叫国际民主联盟，就是美国的这个什么？美国的共和党、英国保守党等构成的，所以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三民主义了，属于新自由主义政党。

所以，在外贸、外资、外购技术，包括对外购的能源资源的一个依赖度也不能太高。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外汇的储备度，这个是现在的争论焦点。很多人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反对什么？大规模地增持发达国家的外汇。我们社科院世经所余永定教授是坚决反对，因为这个经济循环有问题，为什么？我们花了很大土地成本、环境成本引进外资，他们在中国偷税漏税不算，另外他们的利润率是达到了20%左右的。然后我们把资源消耗，什么东西，环境都消耗，出口了产品，结果我们赚来的钱，马上就借给美国人用。他用了以后还给我们贬一下，我们实际收入是负利率、负收益，那你干嘛还要增持呢？对不对？所以我是公开也写过文章的。在人大开会我还是讲，明年我还要讲，这个问题要讲，不断地讲。当然林毅夫是主张增持美国国债是好的，我想你讲很正常了，否则美国人为什么选你当世行副行长，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金融高干被认为是对美国经济有贡献的人，名字我就不点了，因为他在位，你就可以考虑了。

所以，在这些方面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这些方面都要适当控制，然后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本，自主创新，所以胡锦涛执政之后提出自主创新并列为十七大经济建设第一条，我是坚决支持的，因为我在总书记前面2000年的之前研究已经明确提出制度知识产权战略，一两年以后总书记也提出，国家层面有知识产权局，我也是他们的专家，但是跟他们知识产权教授还是有分歧，他们认为叫做保护最重要，创新好象是第二位的。我的提法是什么呢？保护是基础，创新是目标。一年以后我看胡锦涛讲话基本上也是我的精神，但是我引证了胡锦涛的讲话，什么上海同济大学知识产权的院长，还不承认，还说如果一定要比较哪个重要，那是保护是最重要的。你能说哪个是最重要？辩证法学过是没有？保护是基础，创新是目标，我说总书记都是这个意思。讲得更多一点，他们认为你看甲午战争为什么打败了？就是日本人保护得好。我明明看到材料，是日本人能自主创新，我们不能自主创新，对吧？你说这个立场错了，他找的材料也不一样。后来一气之下我也不参加你们的会了，反正也讲过了，跟你们也没啥争论的。

所以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是我继比较优势和美国波特教授提出的第三种优势理论，而且我把它上升到这个高度，他认为20世纪初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其中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和商品输出并存的作为特征的是资本输出，我是说和当今世界和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相并列的是知识产权输出，美国明确公布过，美国收入70%都是和知识产权有关。所以这也是美国刺激的，我到美国开会，他们第一个问你们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我就想起来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凡是被敌人反对的什么，是好事儿。这个话当然不能绝对理解，但是有辩证法。对吧？他为什么老是攻击我们知识产权保护，我们保护是有一点问题，为什么他拼命讲，这里面有名堂。正好当时2000年左右谈世界工厂，我就研究的，什么是世界工厂，我研究的结论真正世界工厂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和企业，它就像现在的华为，民营经济的华为，对吧？中国哪是世界工厂？是典型的世界加工厂，尤其是珠三角，那个都是贴牌生产、合资生产，被人家三控的企业。可以发展，不是说低端劳动密集型不能发展，我是说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抓什么？那是允许它存在，目标是自主创新，所以后来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一年以后公开提出这个口号，内部批示也是批评了有关方面外资采取斩首行动，说这个材料已报国司，应当重视，后来才搞了一个机械工业计划，但是事实上没有做好。对吧？因为有不同意见。

所以，在开放方面要不要真正贯彻十八大提出的创新开放模式？继续搞所谓的市场换技术，继续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行不行？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我有一个精确表述的，所以要转换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为开放而开放，开放要强调自主发展，必要产业的安全，金融的安全，开放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国民福利，这个东西要结合起来。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有不同意见的，所以我有一本书叫外资控制之争，要不要让外资控制，有关材料已经讲了，27个重要部门，21个部门，前几家企业都是外资，有一个材料说30几个部门，其中前几个大企业都是外资。所以去年中国民营企业报这个社长看来还是坚持中国特色理论的，当时我担心他不会发表，因为我当时讲，就像光明日报采访我一样，民进国也进，后来回良玉总理还有一个批示，民进国也进，在全国工商联主席召开座谈会，提出取消公有制为主体，要采取厉以宁的观点，我最后说我正式向工商联建议，工商联应该引导国有经济、民营经济、集体经济加强合作，把上市20几个部门市场夺回来，要参与国外内高端竞争，不要窝里斗。因为我发现工商联主要讲国有退出，我说国有企业退出没有国资占大头，全是外资迅速占领，这个就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日本鬼子打进来，你国民党还和共产党搞，先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你现在还要配合外资把国有企业赶到，美国一个耐克鞋就赚我们多少钱了，这个要改变的。所以我非常赞成总书记一系列的这个重要指示，关键是要落实，习近平不是有一句话，前一段在中关村不光是改革，你不要以为光是改革，他还有一个什么战略？叫创新驱动战略。也就是科技创新驱动战略，今天上午我们这个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杨承训教授还提出了，不光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而且是科技调节资源，我觉得这个思想是对的，补充了我们的思想。

所以这四个问题，今天我讲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深入研究，我们再共同为中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中国梦的实现，来提供积累。

主持人：时间关系，就提三个问题吧，简单一点，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学生：伊利蒙牛都是国有，但是前几年奶制品企业都出事儿，食品安全在国有还是民营没有什么关系。

程恩富：牛根生已经在蒙牛没有一分钱，他去搞蒙牛基金会，为什么要搞蒙牛基金会，我刚才解释过了，对不对？中国这样做我是不赞成，什么5%拿出去就可以了，这个都是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搞的，我们中国绝不能这样搞。国有企业食品安全也有一点问题，那是它管理不当，你国家没有严格管理，你没有严格管，私营经济毕竟它是食品安全的主要问题，国有企业你看你不管了嘛，那么国有企业也放松了，是这样的，所以问题还是有大面积的问题和根源是什么问题。所以国有企业你管理不当也会有问题，但是总的来说，那你去看统计资料有的，你平时也感觉到的，对不对？

学生：还有一个问题，我感觉中国也不是说几个富豪跟民众之间贫富差距，差距大，这个确实有，但是影响更深远的，比如说有个方面，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这是3亿城市军民和10亿农村村民，东中西部的差距也很大，我认为这个差距更大，国有企业前面都分析了，民营企业他们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而就是说提到了1%，0.1%的富豪跟99.9%的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比较大。

程恩富：差类有几类，第一地区差距，这个改革前就有的，就过去叫三大差别，三大差别你不可能消灭，改革以后也不可能消灭的。美国也有三大差别，它还是有差别。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扩大这个差别？我们现在要注意开发东部，中部要崛起，试图也是要解决地区之间的差异。至于你这个城乡之间差距，它本来也有的，这个差距一下子消灭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是阶层之间的差距是最主要的。城乡差距我主张也要缩小，比如说农村里面我就是说你把借给美国人的钱拿来一个零头就可以大大改善很多穷人的生活。但是你现在是阶层之间的差距是最主要的，这个差距就是人家有几百亿，你就光拿工资，这个差距是主要的，其他差距它本来就有的，你发展中国家本来就有，发达国家也有，只不过它差距小一点。它是这样的，这个13亿、14亿，你是二元经济三元经济怎么可能一下子消灭？不大可能的。这个你只能在相当长时期，在本世纪内，只能逐步缩小，但不可能一下子缩小，就是你跟农民的生活，这个永远不可能是一样的，现在是农民内部有私营经济和非私营经济，这个差距，工人内部城市内部这个人群之间的差距，阶层之间的差距，或者叫阶级之间的差距，这个是最主要的，其他差距本来就有，现在有没有扩大？当然希望尽快能够有所缩小，这个我们意见是一致的。

学生：想问一下您对最近这一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您有什么看法？第二，中国经济不景气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程恩富：直到去年我的观点才和中央的观点完全一致，过去超过速度的发展，我从来没有表扬过，从提出翻两番的时候我就担心最后就变成什么？单纯追求速度，后来果然是这样。我心目中的速度一向就是7点几，过去我都是拿了西方经济学的批评，来变相批评，就是增长癖好的癖，实际上西方萨谬尔森，大学生问为什么要追求高速度，为什么就是要追求速度？他说这个问题问得有道理，我们应该注意别的问题。他不是有一个经济净福利概念，我后来在他基础上继续创新了。这个创新了一个叫国民生产福利总成，新华文摘也转载。就是说我心目中的速度就是7点几，过去8、9、10，二十几年我没有表扬过，我主要是说，不要追求太快，我是泼冷水，知道吧？为什么？因为当时我觉得中国的很多问题就跟两个东西有关：第一，体制机制不完善有关；第二，就是片面追求超高速度有关。

所以现在恢复到7点几，总书记讲了一句话，这是我们掌控的速度，什么意思？我们有意让它下来一点嘛，不是什么经济不景气，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做到9点几很方便，你要速度上去很方便的。对不对？但是你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好，你要经济效益、经济质量、要民生问题解决，引进外资不能不惜一切，对不对？你要注意生态环境，你要注意解决产能过剩，你就只能是7点几，所以20几年来中央的政策是恢复到、回归到我所主张的7点几。再过十年，我主张是6点几，就可以了，在全世界就是高速度了。对吧？1—3低速度，4—6中速度，7—9就是高速度，9以上就是超高速度，我就是这样划分的。

主持人：感谢程恩富教授对同学们提问做出精彩回应，时间关系，我们互动就到此结束。

程恩富教授为我们做了将近两个小时，感觉到是掷地有声，同时又有很亲切的精彩报告，我梳理一下程教授报告，主要讲了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述评，首先对国外这个经济学的一些述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经济学，这是庸俗主义，还有凯恩斯主义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国外经济学流派划分，及其他们思想的复评。对我们国内的经济学思想也做了述评，首先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这种经济学，也就是程教授为代表的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一些思想，另外是说西方，比如说西方经济学的流派在我们国内，他们的一些思想，他们的一些观点，做了一个梳理，做了一个述评。这是第一个大方面，就是经济理论做了一个梳理，做了一个述评。

第二、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及其实践，程老师给我们从三个方面展开，我感觉给我们做了一些梳理。一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国家将来怎么走，怎么样坚持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然后程老师从对比角度，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从稳定、增长、公平、效益这样四个纬度做了对比，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主体，给我们做了一个学理上的剖析。二是利润分配，社会主义要坚持共同富裕，这个恐怕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这样一个本质。然后就是程老师从几个方面分析了我们国家现在为什么会出现两极分化？为什么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以及很多的这样一个由于收入分配不公所引发的一些社会的问题，从比如说非公有制大规模发展以及我们税制不合理，特别对财产税收调节不是很合理等等几个方面的原因，给我们剖析了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坚持公有制这样一个思路。三是经济调节，是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我觉得刚才程老师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非常清晰的回答。

总体来讲，对程老师的报告，我感觉首先是信息量比较大，同学们听起来感觉到这个报告非常散，是吧？好象感觉非常散，但实质上是一种，我们在中学学语文，好的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程教授报告始终从马克思主义角度透视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就是他今天要讲的，他几个方面的一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方向。始终围绕着从马克思主义这个角度怎么样去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好实践也好做好，这是一个听起来很散，但实际上是形散而神不散，而且言之成理，自称一体，这是我觉得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程老师报告非常前沿，也非常前瞻，分析非常透彻，非常深刻，大家也都听了，有很多很多思想，很多观点都是非常新颖，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第三个方面感觉程老师报告视野非常宽广，是一种国际视野，首先立足于我们的国情，同时把国外的东西作为反衬作为理论，就是提供一个重组的这样一个论证和论据。第四个方面，我觉得程老师作为咱们这个马克思理论流派的一个领军者或代表，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他有一种批判有一种反思，体现了一个学者对国事的一种关心对国家走向的关注，体现了一种责任和担当，所以让我们感到非常精彩。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程恩富教授的精彩报告。

报告会到此结束！